但自从在路易九世统治时期脱离王权体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高等法院逐渐反转，演变为某种意义上的王权审查者。

这正是政治性宪法审查的危险之处。直到1971年结社自由案，宪法委员会开始转向解释基本权利条款，逐渐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律性机关，从而不断开辟了审查的权威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卢梭教授称该案为实现了真正的政治革命的伟大判决。

政治性宪法审查导致宪法虚无主义，必然需要向法律性的宪法审查过渡，从而在不取代政治的前提下充当政治正当性的额外源泉。首先，前者对宪法审查的论证是直截了当的，可谓是宪法审查的宣言书，而后者则将论证隐藏于马伯里的权利救济问题中，可谓是暗度陈仓。如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立场，罗斯福曾说过，绝不能让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控制在九个老家伙手中，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在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曾提出颇具专门裁判机构色彩的宪法审查会方案，〔[53]〕但宪法审查会的组织构成和基本职能同样引人担忧和敌视，因此西耶斯方案最终遭到否决。路易十六为摆脱困难试图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旨在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财政改革成为整个振兴计划的重中之重，同时，为了铲除高等法院对改革的可能阻挠，改革对象也包括了法院本身。

从现代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法院的审查实践与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观高度对应，后者的核心思想是，解释产生着宪法规范，因为解释赋予一项宪法规定以含义，从而决定何种行为应当发生。更重要的是，法院审查的实体依据是不成文习惯法乃至自然法，据此作出的审查决定必然具有易被政治所利用的弹性，再加上审查者本身具有政治意图并打着基本法的旗号暗中予以实现，于是形成了挟宪法以令诸侯的局面。[18]我国宪法规定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而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亦明确规定：一切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4]在我国，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定为指导，健全环境法治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2）明确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地位。其三，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55]参见前引[12]，韩大元文，第11页。

[38]参见前引[15]，[日]黑川哲志文，第142页。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内容及目标的认识也不断提升。

[52]德国法学家菲利普·赫克（PhilippHeck）将其称为内部体系，指的是实质性的序位秩序、价值体系，也即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并解释为内部无矛盾的统一体或意义整体。环境保护运动全球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工业民主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常纪文：《从国外环境基本法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红旗文稿》2005年第5期，第36-38页等。

其多维实施路径包括国家和公民的双向实施和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实施。[3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宪法上委托并不仅是道德或伦理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参见朱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3页。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53]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法学》2005年第12期，第3页

如果要推翻规则R，这意味着制定该规则时所作的衡量并非正确，其原因可能为：在制定规则时，有一个或数个原则被遗漏，如果将这些先前没有被考量的原则重新纳入权衡过程，将改变权衡的结果，即原先的规则将被改写。这个宽泛的定义使得未列举宪法权利的涵盖内容十分丰富。

权威的制定使得法律规则具有一种独立于内容的理由（content-independent reason）。如果原则P1在个案条件C下支持结论R，相反的原则P2在个案条件C下支持结论非R，最后衡量的结果是P1优先于P2,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在C的固定条件下，可以确定R的结果。第二，在制定规则时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某个案件事实特征M，当M这个案件事实特征出现时，可能会改变原先的衡量结果。[14] SAMUEL PUFENDORF, 2 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283 (William A. Oldfather trans., Flarendon Press (1931) (1660).,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5]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93-94 (Christian, Chitty, et al., eds., W.E. Dean, 1847) (1765) .,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6] Roe v.Wade，410 U.S.(1973). [17]Martina Renate Deckert, Folgenorientierung in der Rechtsanwendung,München,1995,S.124ff.;另参见张嘉尹：《宪法解释、宪法理论与结果考量——宪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载于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三辑上册），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版。[35]总之，基于司法权威与法治国原则的考量，必要的司法节制主义以及对立法者形成余地的尊重仍然是必须的。这意味着放松对孕妇堕胎的管制显然是可行的。

因此，Alexy将原则称之为一种最佳化的要求（Optimization requirements），其适用的方式为衡量（balance）。由此可见，三阶段理论实际上是将情况①（P1 ＞P2）C中的优先条件C改变为C1、C2、C3，从而产生了P1与P2之间优先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改变了原先德州法律中十分僵硬的规定，而是根据胎儿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堕胎对于孕妇的安全性来确认P1 与P2之间的不同优先关系，即：在妊娠3个月之前，妇女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决定优先。

[6] 以下关于规则与原则的论述，See Robert Alexy ,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 Oxford ,2002,pp44—69. [7] 代表优先于。以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为例，Alexy认为基本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往往以模糊的法律原则方式出现。

从规则与理由的关联来看，规则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此案判决引发了反对同性恋结婚群体的激烈抗议，以至于在判决生效后，马萨诸塞州长宣布，他将提案修改马萨诸塞州宪法，增加只允许一男一女结婚的内容。

原则的初步理由具有可衡量性，原则不仅可以衡量，而且必须在与其相反的原则衡量之下，才能够确定个案中所能出现的法律效果。布莱克曼（Blackmun）大法官在此案中所作的原则权衡，开始于结果考量。因为作为法律体系内评价标准的法律原则乃是一种高度抽象性和普遍性的规范性陈述，通过法律原则，完全可能用以评价各种解释所形成的后果（状态）是否符合其所揭示的状态。参见【美】张哲瑞律师事务所：《裸露的权利——美国法与性》，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其二，超越宪法文本的未列举权则是指超越了特定宪法文本的涵盖范围，无法通过体系论解释方法予以推定的未列举权利。例如，在通常条件下，公开发表损毁他人名誉的言论，则名誉权的保护会比言论自由来得重要（名誉权原则的重要性高于言论自由原则）。

所谓决定性理由，是指可以得出确定决定的理由。德国联邦宪法法职能的广泛性和崇高的宪法地位使得其作出结果考量的政治性裁判或作出针对基本权的宪法续造时，仍被认为是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而没有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遭到强烈的民主正当性质疑。

[31]在宪法基本权的判决中，这种宪法上的紧急状态大致可归结于：从宪法政策的角度判断，某种类型的法益急迫地需要以宪法基本权的方法予以保障，否则将违背一般道德伦理、社会理性的要求，或引起激烈的社会纷争，导致个案结果极不公正的情况。在阿克曼看来，新政（the New Deal）与格瑞斯沃尔德案件均属于这样的宪政时刻。

这一解释首先可以为平等对待原则提供支持，因为婚姻并不以生育后代为目的，所以以申请结婚者的性别所作的分类显然是不合理的、禁止同性恋者结婚有违平等原则。而在德国宪法上，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守护者身份由《基本法》所确立，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不仅明确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有针对联邦法和州法的违宪审查权，还赋予其审理诸如政党违宪等政治性案件的权力，并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相对于其他宪法机关自主和独立的地位。显然，美国联邦宪法没有对堕胎的自我决定权作出规定，历史上也不存在着承认堕胎权的宪法判例。其中涉及规则与原则的不同适用方法、规则与原则的理由理论以及逆转的原则冲突法则等法规范理论。

[29]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34页。基于医学上对胎儿生命的理解，根据胎儿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孕妇堕胎的安全期间等结果预测，布莱克曼作出了最终的结果选定与结果评价,即著名的关于堕胎权保护与限制的三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堕胎的决定和施行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诊断，州政府不得干预。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常规的解释框架中，无论运用何种解释方法，都不能确认堕胎自我决定权的宪法上的规范意旨。③（P1 ＞P2）C2，即在C2（怀孕三个月之后、六个月之前，若堕胎关系到母体的健康）的条件下，P1优先于P2（州政府可以实施与母体健康相关的管制措施） ④（P1 ＞P2）C3，即在C3（怀孕六个月后、排除不堕胎将导致孕妇生命危险的情形）的条件下，P1优先于P2（禁止堕胎）。

[19] 这一衡量结果实际上是通过优先条件的重新设定，改变了原先P1与P2之间的优先关系，三阶段理论可分别表述为： ②（P2＞P1）C1，即在C1（怀孕的前三个月）的条件下，P2优先于P1（孕妇具有堕胎的自我决定权）。其次，将平等对待原则（P3）引入了权衡的过程中，这意味着规则R制定时所作的原则权衡并不正确，至少遗漏了平等对待原则的考量，原先发生在P2与P1之间的冲突将转变为P2、P3与P1之间冲突，从而可能开启一个重新衡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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